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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影修复师每人每天修复4000帧影像 点击鼠标8万次

发布时间:2018-01-16 17:34:47

电影修复师的青春,随着经年累月的无数次修复,再次无痕刻印在每一帧老胶片中,留了下来。


电影修复师每人每天修复4000帧影像 点击鼠标8万次

老电影《神女》剧照。

中国农民电影节上,宁波电影院重新放映1954年版越剧电影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。放映机一开,第一帧画面出现时,全场“哇”的一声。

在“豆瓣”,有人评论这版电影:“这颜色修复得也太俊了吧!引风气之先的作品,全人工撘景,色彩斑斓。”

这是王峥和团队在“修旧如旧”原则基础上调整修复的老电影。作为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修复师,他们的工作是保存、修复、挽救上世纪20年代后的国产胶片老电影。

十年间,电影技术剧烈变革,数字化介质代替胶片电影成为潮流。偶有推出的胶片影像,也需转成数字化格式在院线播放。胶片成了复古怀旧风的代名词。而在时间迭代中,曾留存过几代人时光的胶片电影,变得脆弱且易逝。

重复上万次的点击、调整,经年累月重复相近的动作,电影修复师们在精细中对抗单调,在一帧帧老胶片里,寻找此身此地的价值。

对于修复老电影,有人质疑:现在院线电影层出不穷,多少人有意识、有精力去看老片?当老者老去,是否还有观众想看上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电影?

“可能经典老片多少都是小众的,不能要求所有人都喜欢。但我希望,当大家想看时能有机会,而不是可惜片子再也找不到了。”王峥说。


电影修复师每人每天修复4000帧影像 点击鼠标8万次

1月11日下午,电影资料馆修复室内,一名一线修复师定格一帧画面后做精修。新京报记者王佳慧摄

三五分钟的片子,胶片断了十几次

王峥就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里,保存着1922年以来的3万多部中国电影,拷贝素材超过60万本。每年,资料馆选片委员会的专家学者们从中选出需要修复的老电影,并按照需要抢救的严重程度与特定影展时间确立修复顺序。

要修复的原始影片素材,首先要在资料馆的西安库进行物理修复,之后才会运到北京进行数字修复。胶片会先送至北京百子湾的东郊库,在那里缓冲、拷贝,然后再被运到小西天电影资料馆本馆。

在资料馆的12层,有一间二十平米左右的胶转数机房。这里,电影修复师们要进行数字修复的第一步——胶片数字转化。

机房正中的地面上堆放着十几摞近一米高的胶片本,直径20厘米的胶片本每盒可盘放300多米长的胶片,记录10分钟的影像。一部90分钟的电影,就需要胶片本9-10本。


电影修复师每人每天修复4000帧影像 点击鼠标8万次

胶转数机房空地上堆放的胶片盘,一部90分钟影像,需要9-10个胶片盘存放。新京报记者王佳慧

金属盒里的胶片由带着手套的修复师取出,放入机房内的超声波洁净仪中。每次清洁,大约需要5-10分钟。清洁完毕后,胶片被拿到一面玻璃之隔的胶转数机器中,在高速率照相机下扫描每一帧,对胶片进行数字化转换。

在机器的张力下,这些六七十岁高龄的老胶片脆薄易折,身子金贵。工作人员必须在监视器前紧盯闪过的每一个画面,一旦出现胶带弯折、断裂等问题,必须人工手动整理胶带调试运转,甚至再次进行物理修复。

“不同时代的片子,音频格式不同,数字转化时设置也有差别,否则会有嗡嗡的电流声。”2010年进入胶转数机房工作的焦翔回忆起早年,机房里只有他一个工作人员,所做的在国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,遇到具体操作问题都得自己琢磨。“比如60年代之前的片子音带是变频式,70年代之后多是电激式。当年搞明白两种音频在胶转数时格式数据的不同设置,就用了不少时间。”

一般来说,胶转数的时间至少是电影本身时长的两倍。如果胶片质量不好,转换时间就没了定数。“年代久的胶片有折痕、断痕,我们扫片子时遇到画面中断会重新命名下一段,怕乱了。”焦翔的徒弟胡晓彬曾转换过一个三五分钟的片子,中间断了十几次,他给这段片子起了16个名字。

胶转数做了7年,工作量大的时候,摞在机房里的等着数字转化的胶片盘,比胡晓彬这个30岁的小伙子还高。


机房里的胶转数机器。新京报记者王佳慧摄

雪花点、划痕、爆破声,每一处都必须处理完善

胶转数完成后,胶片上的影像、声音等所有数据都被传输至馆内中央存储处理器。电影修复师们会在10层的修复室,进行数字化修复。

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操作室,17台电脑屏幕定格在不同的电影画面上。画面的每次更换均以“帧”为单位。1秒24帧,100分钟的电影约有14万余帧。不同的修复师,负责电影的不同片段。

33岁的王峥,大学一毕业就钻进胶片电影修复行当,已做了十个年头。一度,他每早9点就坐在电脑面前,打开修复软件,定格画面,像PS修图一样固定图层、精修局部,对每帧画面进行调整。画面上的雪花点、脏点、划痕,声音里的断音、爆破声,每一处细节都必须处理完善。

不同影片,损伤情况不尽相同,年代久远的片子,如果统一设置电脑自动修复数值,会损坏画质,王峥每次都要判断不同影片的损伤程度,设置不同处理参数。

“修旧如旧”是修复中最重要的原则,若因强行修复影响了画面质感,王峥们宁愿留下瑕疵。

相对于胶片中段来说,每一盘胶片的头、尾部分经常受触碰,画面脏、易有划痕,修片时的工作量要多出4-5倍。

通常情况下,一部简单易修的电影,2周左右可以完成修复。如果遇到原始素材条件差的,工期很难确定。“有些胶片拱起的片子,我们会用动态抠像、焦点追踪来还原最初画面。但有的片子,为了不影响原始信息保存,我们修的标准会视情况而定,可能会修好多版。”王峥解释,比如原始胶片满是雪花的电影,如果修得很干净就把画面全都破坏了。

导演谢飞1990年的作品《本命年》,曾由王峥等人修复。修完后,谢飞看了第一个镜头就提出了不同看法。当年拍片时,谢飞想在影片中表现的是一个阴暗的地下通道,只在前方有光亮,画面里姜文一个人的背影在逆光的镜头下摇摇晃晃地走。但修复后的影片中,光线比原片强,除了姜文,地下通道里的其他人也能被看到。

“我们机器扫描的时候用的是全曝光,为的是把胶片上的所有信息保留下来。”王峥说,这就是电影修复与电影创作的不同。“我们最该做的是保留好信息,为合适的版本提供最全的取舍空间。”


电影修复师每人每天修复4000帧影像 点击鼠标8万次

胶转数过程中,胶片薄脆易折,修复师在手动调试。新京报记者王佳慧摄

每天修复4000帧,点击鼠标8万次

在王峥刚进入中国电影资料馆工作时,恰好赶上2006年底中国电影资料馆刚刚启动了“电影档案影片数字化修护工程”项目,在中国大陆地区率先开始了发现、收集、拯救、保存中国胶片电影的工作。学计算机专业的王峥对电影感兴趣,又喜欢自己琢磨机器运作、电子技术,从此专攻胶转数之后的精致修护。

早期,修复团队人少。“很多(工作)是新的,挑战摸索,连找国外的文献都很难找到。”王峥经常遇到电脑故障、软件卡顿的问题。“自己琢磨各个操作系统之间的连接、硬盘录像机互通设置”,有时候电脑技术服务人员调试几次都处理不了的问题,他一个人捣鼓对了。

法学专业毕业的焦翔,2010年进入胶转数机房时,是里面唯一的工作人员。胶转数机器换新,他从最基本的机器设置做起,琢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。从国外进口的机器只配有英文说明书,里面全是与操作相关的专业词汇。焦翔没办法,翻着字典一个词一个词挨着查,一整本说明书上写满了批注标记。

11年过去了,电影资料馆主馆修复团队已经有30多人,王峥和焦翔成了元老级人物。管理团队,带徒弟。

胶转数机房的工作人员从1名变成了3名,仍在一线工作的胡晓彬记得,新人刚来时机房里最热闹,大家聊天有新话题。“但聊完了,也就没得聊了。”

机房里,机器运作的声音与醋酸胶片散出的味道,长年陪伴着他们。

单调,是修复师们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必须对抗的。

“一天坐在那里就是点点点鼠标。”,朝九晚五的工作中,他们每人每天大约修复4000帧影像,平均点击鼠标8万余次。

王峥年轻时,一下班就约着一帮哥们儿喝酒撸串儿、唱歌打篮球。几年后,他成了“师父”,带领团队里的年轻人。如今10楼修复室里坐着的都是外聘的20出头的90后大学毕业生,平均年龄24岁。几乎每个人的椅子后面都放着软软的靠枕,久了,伸个懒腰,起身倒杯水,再坐下工作。

“现在做修复,流动性大,能坐下来做到半个月以上的孩子,基本就能适应这份工作的状态。”王峥说,他挺感谢这些年轻同事能坚持下来修复老电影。

除了声音修复环节,大家在修复室工作时基本都备着耳机,放着音乐排解。时间长了,爱听的歌循环了好几遍,只好点开手机有声电台听小说、听演讲。


王峥正在展示修复完毕的抗战文献纪录电影《燃烧的影像》。电影资料馆提供

“有一万种方式让你的生命有价值”

王峥至今记得多年前对《鼠与蛙》的修复。那是1931年的一部黑白默片,也是中国真人电影史动画片中的第一部。

2011年,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一次素材整理中,工作人员发现《鼠与蛙》的胶片基底已经非常脆弱,需要尽快抢救。片子经过数字扫描、手绘等手法修复。绘制背景层、镜头中人物动物抠像、重新至入背景。最终修复好的画面几乎不存在噪点和闪烁。“修复这些年代的老电影,是在为那时的影像,留下宝贵的资料。修复中,我们必须秉持的原则就是‘修旧如旧’,让老电影回到最初的样子。”王峥强调。

“修旧如旧”的调整空间里,电影修复师们也在创造自己的价值。

修复上世纪50年代越剧电影《梁祝》时,影片颜色应该在如旧的基础上偏向复古还是偏向鲜亮?这是修复后期一个较大的争议。“有些观众记忆中看的拷贝版,是显旧斑驳的那种。但我还是尝试了一个较新感觉的版本。”王峥说。

于是,便有了宁波中国农民电影节上色彩斑澜的全新版本。

修复好的国产老电影,会在资料馆放映厅内排期放映,10年做下来,“到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看修复后的老电影”,有了属于它自己的口碑。许多青涩的大学生、上了岁数的退休老人,愿意到这里发现经典、重温回忆。

八九年前,电影资料馆每周只放三场电影。如今,除了周一,资料馆每天都有排片,两个放映厅同时播放。为了满足人们的观影需求,电影修复师们的工作量早已超过了每年150部影片的硬性要求。除了资料馆本身的放映,他们还会不时收到外部影展、修复合作的邀请和需求。

仅2017年一年,胶转数机房就扫录了3800多本胶片,共600多部影片。这是7年前的6倍。

日复一日接触经典作品,修复师的眼睛越来越犀利。王峥和爱人去电影院观影时,经常指点画面中的问题。对比现在的电影,他时不时会疑惑:在没有监视器的胶片时代,那些经典桥段是怎么拍出来的?从场工到导演,是怎样的技术水准?

他对自己参与修复的经典老片,有感情也有敬畏,“人家当时费了这么大力气拍的,不容易。你怎么把这些东西给恢复到一个较好的状态——这就是使命。”



十年,王峥从刚出校门的小伙子,成了有了家庭与新生宝宝的爷们。有时,他会想起2008、2009年那段疲累单调的岁月,一度他曾视之为职业低谷。“现在想想倒觉得挺好,人必须得历练,尤其是男人,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。”

和当年的王峥一样,团队里的新人等待这自己修复的电影重新搬上荧屏。他们会走进电影院,在黑暗中默默观看,在心里给自己一句“牛,这段我做的!”

经过的路成了必需,电影修复师的青春,随着经年累月的无数次修复,再次无痕刻印在每一帧老胶片中,留了下来。

王峥曾记下一句电影台词:有一万种方式让你的生命有价值,让它属于你的时代。

电影修复之于他们,应如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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